摘要：本文从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对会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出发，针对置疑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相关性、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观点分别进行反驳，认为会计与道德是相关的；学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其必要性；在合理教学目标下，也有其实现作用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相关性；必要性；有效性

　　引论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但学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有被人冷落的倾向：刘爱东、易玄（2004）调查了我国13所重点大学后发现只有3所大学（比率为23.1%）在专业必修或选修课中设置了职业道德教育课程。大多数学校仅是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两课”教育的一部分，缺少专门的教材和称职的老师。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不少学生、老师以及会计从业人员对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存有疑问。经常会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对会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其潜台词往往是否定的意见，不少人对会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效果缺乏信心。

　　我国一些学者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内容及模式曾做过一些论述，如陈少华（1998）、许萍（2005）。但对于各种存有异议的观点却往往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的分析和回答。本文则试图分析三种对学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存有异议的观点，并运用会计学、伦理学、教育学的相关知识进行论述和回答。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列举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存有异议的三大典型观点。第二、三、四部分针对这些观点分别进行反驳，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三大异议

　　对学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存有异议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相关性（relevance）、必要（necess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上。

　　1．会计与道德不相关。对此存在两种解释：（1）会计只是一种传递信息、报告主体经营活动与结果的技术，而会计准则就是技术标准，会计人员遵循技术标准从事会计活动，不会遇到道德问题；（2）经济活动是个体自利的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与道德无关。会计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也应与道德无涉。

　　2．即使会计与道德相关，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也是不必要的。对此也存在两种解释：　　　　（1）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通过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范的有效制订和执行，就可解决会计职业中的道德问题，道德教育没有什么必要；（2）即使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也可以通过家庭、宗教的影响来进行，或是通过学校一般的道德教育，或是可以在学生从业以后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而不必诉求于在学校设置专门的职业道德教育课程。

　　3．即使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但由于缺乏适宜的教育环境以及有效的教育方法，教育效果不佳。

　　会计与道德的相关性

　　对会计和道德相关性问题的回答首先牵涉到道德的含义。就本文的观点而言，道德有以下三种含义：1．道德是处理利益问题的一种方式。任何一种道德学说都是对利益选择问题的回答，无论是我国“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反功利学说，还是英国的边沁把快乐和幸福等同的功利伦理论；2．道德是人“应然”的处理方式（高兆明，2005）。“应然”是指社会应当具有的伦理规范、个人应当具有的品质美德。与此对应的是“实然”，即现实存在的状态；3．道德不仅指善的个人品质和情感，也包括善的社会制度（崔宜明，2006），从此含义而言，法律制度也属于道德范畴。

　　从以上的道德含义出发，我们可以对会计与道德不相关的两种解释进行回答。

　　会计与道德不相关的第一种解释是一种比较幼稚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一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会计是一门传递信息、报告主体经营活动与结果的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它又会产生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即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到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人等相关方的利益，因此会计处理过程也是利益选择的过程，而利益选择就会使选择者遇到道德问题。因此会计与道德是相关的，或者说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活动会遇到道德问题。这一点从国外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以及我国的琼民源、银广夏等会计造假事件中就可得到例证。

　　会计与道德不相关的第二种解释具有更大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表现在于理论上的深厚渊源。相对于第一种解释中过于浅白的技术与道德的区分，第二种解释则直接来源于古典的经济学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似乎告诉我们：个体出于自利的市场行为会自然导致社会全体成员财富的充分涌流。当代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也继承了伦理不涉的经济学思维，以建立和发展“冷冰冰的科学”为鸿图（韦森，2002）。而以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会计学也存在过于关注效率维度而忽略伦理维度的倾向。例如对于“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斯科特（William 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第一版中就主要持“好”的论调，理由是它会降低企业契约成本并能传递出管理人员有关未来收益能力的内部信息。这种迷惑性还表现在于现实中的众多实践者。无论是在我国的初级市场经济，还是在欧美的发达市场经济，近一段时间相继爆发的财务丑闻暴露出市场、政府、法律对此长期的纵容与反应迟钝。管理者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创造性会计行为（creative accounting）曾被贴上为公司利益服务的标签，注册会计师损害独立性地提供咨询、避税服务也曾被认为是市场创新。对经济繁荣的过度追求为个体的投机行为找到了很好的掩体，习惯于从“实然”推出“应然”的人们自然得出会计与道德无涉的结论。

　　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的观念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其实早在亚当·斯密那就得到了的回答。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实际上也是伦理学家，在写出《国富论》的同时，也写出了《道德情操论》。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国富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在斯密的语境中，“同情”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就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高兆明，2005）。因此，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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