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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
原创性 【专题名称】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06年11期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2006年7期第97101页 【作者简介】张光芒南京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未能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阐释范式。
学界或者紧跟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
基于此我们必须摆脱理论上的自我殖民超越从与当下日常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着手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建构契合当下现实问题的
原创性的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理论缺少元话语的局面。
【关 键 词】文化理论/建构/当下性/
原创性 中图分类号G124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8402200607 0097 对于中国的当下文化语境常常见到以全球化或者多元化加以概括者如果浅尝辄止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说法因为同样是多元有有序的多元化也有无序的多元化有可以整合的多元化也有一盘散沙般缺乏凝聚力的多元化。
而同样是全球化有主动的全球化也有被迫的全球化更有欲迎还拒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便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本土文化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什么样的全球文化。
1 事实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当下文化语境非但未能达到一种堪称为多元有序的状态反而日见纷繁杂乱、断裂无序更重要的是文化理论界不但未能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中摸索出一条阐释文化现象的有效的范式反而越来越显苍白和失语更遑论真正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体系建构。
也许我们首先想到这样的疑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实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当下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出了问题是当下的文化现象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以致难以言说还是研究界本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研究者对此多将问题归咎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理论建构和方法的问题。
进言之这又造成两种令人郁闷的局面一种情况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意或无力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仅作感性的价值判断缺乏高度理性的把握。
另一种情况则表现为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和思想模式研究者也在纷纷尝试各种理论原则但是这些或中或西的理论资源并不能有效地对文化现象及评论领域较为常见由于它缺乏理论思维的深度和思想建构的前瞻性因此批评活动本身便成为纷乱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很难为当下的理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二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其最大的症结在于缺乏理论的
原创性与问题的当下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复杂它们对文化研究的挑战尚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于怎样去解释它们。
这是文化建设走出低谷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绝非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
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一谈到文化建设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
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70后、80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
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与西或者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
黄宗智曾提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的构想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
2 他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使用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
这里的悖论所指尚不在于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主要是指一双双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
他认为如果从实际而不是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
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还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学界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而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
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就是无视现代传统因为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
而面对中西悖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恰恰是当下中国理论建构所必须首先要重视的。
3 黄宗智这一观点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主要是侧重于从物质文化层面即我们常说的的层面进行探讨的并未充分涉及精神文化或者人文科学的层面。
从广义上而言文化不仅关涉社会实践领域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根据近年较通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文化的含义大都侧重于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态度4。
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基不是人类自觉的精神活动也不是的社会活动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假思索地置于背景世界中的日常生活。
5 这就更强调了文化的价值轰炸中国大使馆后引发了学生剧烈的抗议反美台在1999年6月取消预定的全美职业篮球联盟NBA比赛的转播后很多观众打电话去抱怨坚持运动跟政治无关。
此文的写作者乃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阎云祥他还记载了1999年夏季他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时采访到一位带领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的学生领袖这位大学生在NBA比赛的转播取消后也打过电话去抱怨。
阎云祥问他为什么行为这么矛盾时他似乎相当惊讶回答说不对没有矛盾我确实痛恨美国霸权但是我喜欢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
这是两码子事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欣赏。
这位大学生诚挚和纯真的回答使这位美国学者突然了解到至少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有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赏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作家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文化全球化不见得代表民族主义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很可能共存。
7 显然如果一个学者从某某主义的立场或者价值预设出发是不会充分重视这类现象的。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在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之争对于阐释当下文化现象建构文化理论来说完全是剑走偏锋是没有多大针对性和实际价值的。
二者的断裂或者共存才是不争的事实。
一旦纠缠于教条难免掩盖当下社会的真问题。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就高度的现代化而言诸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这些范畴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意识形态与思维界限分明的概念所形成的这些差别或者陈词滥调不管我们偏爱这一种还是另一种并不涉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的战略要素或者非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8 因此研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时思想是不能被这些概念所限制的。
这也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急于与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
9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研究界尽管也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真问题的隔膜并提出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实践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纳入研究的核心视域但另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现代传统依然与当下文化有着复杂的的交互作用下文化的许多层面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产生了许许多多脱离任何传统的异质因素。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来自于存在本身的新体验新状态新矛盾找到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复杂的或者似是而非的历史与传统来源并不难问题在于这样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当下意识提出的新问题而新问题呼唤新的文化视野与
原创性的理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即不断遭到质疑其研究范围与边界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理论资源与价值标准文学史观与叙述范式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处于变动不居、莫衷一是的状态。
由于这一领域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正是人们的当下存在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反映通过对它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梳理可望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文化理论建构与学术建设的脉动从而做出有针对性的批判反思。
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作家重评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再到世纪之交以来的重建新文学学科的呼吁和探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总是与其对于自身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种危机在今天显得尤其突出。
诸如泛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势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断裂有学者慨叹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更有学者发出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疑问。
应该说这种现状既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冲击有关更是20多年来许多隐而未决的问题淤积至成瓶颈的结果。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对于其对象、问题与方法三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清理。
从历史与现状来看研究界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或者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足以形成学术上的逻辑结构。
正是这一原因尽管研究界一度热衷于探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但实际上所谓的生长点只能依赖于单一侧面或者乞灵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上逻辑地产生学术问题。
比如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使对象范畴与边界趋于合理但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充分的创新。
另一方面方法论热一度是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但却连一两种与研究对象高度契合的研究范式都没创新出来研究者常常感到头痛的是面对研究对象无从下手。
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表面上的繁荣之下提出了许多像能不能称为伟大的作家、沈从文是不是思想家之类的伪问题。
而有些对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由于缺乏从该领域的对象与方法上进入问题的途径干脆逃离文学研究转至思想史或史领域。
可以说对象与方法的游离、问题意识的虚假与浮泛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顽固的学术症结。
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前一度是文化界的显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反而日见萎缩。
究其实质之所以造成上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两个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原因即西方方法遮蔽了本土经验西方问题掩盖了中国问题。
1919年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曾提出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文学者普遍服膺这一口号时也大多忽视了中西学理之沟通的必要性。
从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看1980年代至世纪末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经历了现代化、走向世界、性的人性层面一是超越本土问题的世界性因素。
它们表明研究界主流价值趋向恰恰是越来越脱离本土经验和超越本土问题。
而中国文学面临的更为切实的问题是民族精神正在变异甚至失去特色优良的传统正在日渐消失在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那里需要的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而不是反思现代性或者追求全球化的问题。
比如在韩国与界与评论界中汉民族许多优良的与审美传统被保持和发挥得有声有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文学思潮呈现出的却是更为后现代甚至比西方更为西方化的气象。
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尔君 阿帕杜莱语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现当代文学学术虽然不至于像大众传媒那样一味迎合沉浸在新消费意识形态所制造的美妙幻象之中但是无疑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全球神话的重要一员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国文化语境与民族精神的内核。
在评论界从公共空间、交往方式等生活体验的认定到价值观念的梳理都以全球性为贵为尊一些反映民族精神、传达本土需求、体现当下生命体验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将对象与方法结合起来看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学术的标志性的景观表现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全面出击以文化批评介入文学领域将文学研究对象膨胀至整个文化现象成为流行的研究模式。
与此相适应现当代文学学术界较之以往更容易被学思潮牵着鼻子走。
理论界流行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流行什么。
这样虽然能够加深文学学术的理论性为文学学术开拓某些新的话语空间。
但是当这样的方式成为流行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
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审美感知能力下降或者说不愿意认认真真地读作品而是浮光掠影地过一遍然后找一个流行的理论切入进行整体性叙述。
本来评论家应当是读解作品现在反而更多的是作品为某种理论提供例证。
原本更多的中国作家反映的是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但在西方理论的图解下反而变成了后现代景观或者以超越性、本质性、生存性解读遮蔽了其本身的一些现实性因素。
反过来在这种文学学术方式的影响下某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评论家的喜好进行创作构成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以理论指导创作的局面不少作品对历史的回忆也完全现代化、全球化了打着人性的幌子任意游戏文学。
因此不少作品表面上有深刻的思想性但其往往并非出自作家的体验与想象思想浮在表层并没有渗入作品的肌理变成了一种新型的主题先行。
更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木子美现象、下半身写作等由于评论界与学术界的介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效益飙升。
批评界的狂轰滥炸反而为对象所渴求所利用不正说明文学研究自身出了问题吗 如果对西方方法与价值的认同占绝对优势如果方法论焦虑解决的仅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属于现当代文学学术自身的问题范畴更不能对文学创作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和参照。
说得严重一些这是西方问题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学入侵。
常有人感慨于理论界热衷于介绍西方思潮而缺乏
原创性戏称之为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现当代文学如果将自身的学术资源依附于国内理论界而忽视学科自身的本土方法与问题岂不是更为可悲的三道贩子 如果说从西方化或者全球化的思想立场上来研究当代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理论与对象的错位现象比较明显那么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就越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也更容易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
有学者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
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
这在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及其批评家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本土知识分子在本土范围内实际上是处于权力的边缘他们的自我增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官方权力。
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失去知识分子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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