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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
原创性
论文 一 关于启蒙与理性、非理性问题目前研究界尚存在着并非少见的一些偏见诸如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机械对立将理性主义等同于启蒙主义简单地以欧陆理性主义为反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框架等等。
这种思维定势反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研究中一大表现就是常常从西方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这些并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原则出发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以偏概全或彼此相反的结论。
这些观点的两种极端就是分别从情感与理性两个方面立论。
一方强调quot五四quot前后的启蒙主义是情感压倒理性如有人说quot五四是一个抒情的时代quot有的认为quot五四quot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在于quot印象的、情绪的产物而还没有达到成熟的任何’主义’的艺术自觉quot①有的将quot五四quot文学精神的突出特征归纳为quot悲剧意识、自由精神和感性生命特征quot。
②再如李泽厚批评quot五四quot有一个quot激情有余理性不足quot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
他所谓的quot激情quot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
王元化则从quot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quot来批评quot五四quot是quot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不好的后果quot。
何新也说quot我说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quotquot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
quot这些观点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仿佛情感强烈就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漠视quot激情有余quot必然伴随着quot理性不足quot的失误。
另一方则强调其理性精神或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或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但同样也存在着思维与价值判断上的机械化。
如林贤治反对以上观点认为他们的激进quot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
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
quot③而我认为他们的激情同他们的理性一样是值得肯定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
早在提倡科学主义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十分警惕地告诫人们科学与理性虽然是消除愚昧和盲从的奴性主义精神状态所必需的但若quot使举世借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quot同样不可能quot致人性于全quot。
因为它将会造成quot美上之感情漓quot非但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进一步导致quot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quot意即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必会走向科学与理性的反面。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视野之中感情与思想、审美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必须服从于人性解放与进步的全面要求决不可只取一隅或者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否定了中国启蒙的思想
原创性。
在此还需要提及另外一种与上述二者不同的观点即认为quot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代’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quot④还有的论者说quot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
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
quot⑤这样的观点虽然同时承认quot五四quot时代的强烈理性主义追求与同样强烈的主情主义倾向但仍将这两个方面机械地对立起来仅仅指出这是一种quot极其复杂和吊诡的两歧性quot⑥其论证明显地体现着如前批判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定势。
如将推崇理性、启蒙运动、quot研究问题quot分别与情绪激荡、浪漫主义、寻找主义视为quot五四quot的表面现象与内在实质且处于对立的状态或者认为二者是quot并驾齐驱quot、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范畴。
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区别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或者只是部分地存在于西方文化范畴之内在中国的quot五四quot这里前后诸对概念的内涵与范畴已发生了严重的畸变由是它们原来的quot吊诡quot也一并被转化为对立的统一。
即如quot问题与主义quot之争表面看来一方持quot研究问题quot的实证态度另一方坚持寻求quot主义quot的思想力量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
正如周策纵指出的quot多研究些问题quot这个建议是切中要害和适时的但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并不比与其对立的其他主义的信奉者做得更好。
实际上很难分清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quot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1920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
quot⑦从中读出quot讽刺意味quot当然不是我们的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在历史现象面前先在地赋予这些概念以quot想当然quot的内涵对于历史现象本身来说这些quot想当然quot的东西是quot莫须有quot的。
这就需要我们将理性与情感问题的阐释置于梳理中国现代启蒙现象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将自由意志作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支点那么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情感等对实现一个自律的创造的个体生命而言都不具备完整的本体价值⑧它们只有被纳入自由意志的塑造中时才是有意义的同时从另一方面说由于自由意志创造性与自律性的内涵特质决定了它既要从人的欲望、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入手以激发人的生命本能、生命强力和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又要以理性净化、提升人的生命强力使之向着创造的方向运动。
罗素在评价希腊人时曾这样说quot他们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
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
当他们伟大的时候正是热情与理智的结合使得他们伟大的。
quot单只是情感或单只是理智quot在任何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
quot⑨同样大卫·贝斯特在研究艺术欣赏与情感、理性的复杂关系时也明确指出quot过分地强调理性可能会敌视自然的和直接的情感但这决不是说理性必定敌视自然的情感相反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懂得把它们理解为理性的结果就不可能在艺术反应中有这种自然的情感。
quot⑩罗素对希腊人quot什么都不过分quot和quot什么都过分quot的推崇大卫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至少在思维方式上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40年代雷宗海在《本能、理智与民族生命》一文中说他发现了中、英民族性的一种quot最奇怪quot的差异即英国人生存本能较之其他民族最强但其本能强而不害其理智之高理智高而不掩其本能之强。
与此相反中国人却是quot理智不发达而本能却如此衰弱quot中国人的本能quot衰弱到几乎消失的程度quot。
雷宗海之所以说此乃quot最奇怪quot者我想正是因为他也知道在一般人那里正象上述提到的那样认为情感、非理性与理性、理智之间天生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雷文实际上可以给我们这样两个启示其一理智与本能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它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quot理智强则本能弱本能强则理智弱quot也即人们常说的quot四肢发达头脑简单quot之类。
中、英民族性各自的特点作为一种事实否定了理智与本能之间那种强弱此消彼涨的反比例关系。
其二理智与本能不仅不对立相反恰恰会成为一种相互促进一强俱强一弱俱弱的关系。
当然雷 宗海本人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说明理智是本能的工具而不是本能的主人。
他认为推翻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是本能绝不是理智。
显然雷文偏于本能的直接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理智对本能的提升作用。
尽管如此他的独特发现无疑为切实理解中国现代的文化境遇与启蒙策略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视角。
当然雷文中尚未使用quot理性quot一词这使他在分析中缺少了一个可以深入的逻辑层面。
这一问题被梁漱溟指了出来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引用了雷海宗的观点认为quot此其所论于中英民族性之不同可称透澈quot。
但惜于对人类生命犹了解不足。
如雷文认为理智是本能的工具而不是本能的主人。
推翻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是本能绝不是理智。
梁则认为quot说理智是工具是对的但他没晓得本能亦同是工具quot。
同时理智诚非历史动力所在而本能亦不能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
由此梁说雷文的缺乏即在quot不认识理性quot。
在此罗素的quot本能、理智、灵性quot三分法深得梁的赞同其中quot灵性quot大致相当于梁的quot理性quot。
梁指出雷文认为英民族生存本能强而其理智同时亦发达没有错指摘中国民族生存本能衰弱而同时其理智不发达亦没有错。
quot错就错在他的二分法quot。
11 那么梁漱溟又是怎样论证理性的呢他认为人们通常混淆使用的理性与理智这两个概念实质上分属两种quot理quot前者为quot情理quot后者为quot物理quot。
其区别在于前者quot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quot后者quot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quot。
它们分别出自两种不同的认识quot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
quot12通过比较他还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点乃quot理性早启智慧早熟quot而西方恰恰相反quot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quot。
梁不但用这一理性理论剖析人的文化心理与行为实践领域而且应用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甚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
尽管梁在理论与价值标准上的偏颇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抵触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对理性概念内涵的规定及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quot理性早启智慧早熟quot的说法也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但他那种穷根究元的研究个性和体系意识毕竟使他的分析富有极其独到的见地尤其是他将情感这一维度纳入理性的内涵结构之中并以quot情理quot称之确是非常透辟的。
这不仅为我们深入理解理性的本质开阔了视野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理性精神也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二 对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启蒙主义来说试图对其作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是没有多大意义和针对性的因为它将物质与意识统一于quot人quot的存在形式之中。
如胡适就十分反感那种将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判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做法。
他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乃是精神的。
作为论据他先从理性着眼指出西洋近代文学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而quot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quot。
所以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一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
其次他又充分肯定了西洋文艺、美术在quot人类的情感与想象力上的要求quot。
综此理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近世文明quot自有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quot这个新宗教的第一个特色是他的quot理智化quot第二个特色是quot他的人化quot即quot想象力的高远同情心的沈挚quot第三个特色是他的quot社会化的道德quot。
早在30年代何干之就曾指出quot五四的启蒙运动家人人都想做到一个唯物论者但不幸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二元论。
quot13在谈到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时他又指出胡quot把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来抹煞了党派的意义quot14。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的本意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对quot五四quot启蒙家在世界观与认识论上的quot局陷性quot进行批判不免带有贬低否定性的倾向不过这种评价也正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笔者的观点。
何干之曾讽刺胡适的历史观是quot唯人史观quot15也可谓quot一语中的quot。
这种潜在的和独特的启蒙人学观念使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将作为理性与非理性合而为一的quot人quot作为思想展开的逻辑重心并进一步将自由意志作为人的价值建构的支点因此理性与非理性、情感等人性与人生的对立因素被纳为一体同时由于自由意志创造性与自律性的内涵特质又决定了它既要从人的欲望、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入手以激发人的生命本能、生命强力和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又要以理性净化、提升人的生命强力使之向着创造的方向运动。
换言之理性与非理性在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主义体系中是被吸纳和统一于自由意志中去的因此它的激情色彩与理性色彩同样是非常强烈突出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既非单纯对情感的推崇亦非只是对理性的张扬而是对二者之quot合力quot即自由意志的高扬。
16它告诉我们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也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至。
换言之一味突出人的理性解放必会走向quot枯燥的理性主义quot使人成为理性之神的奴隶人在他所供奉的这一理性神像之下会使自身原本丰富的精神世界干瘪产生异化的失望感和绝望感而一味突出人的非理性则又会使人陷入价值真空状态在欲望、情绪的大海中迷失人生的方向失去人性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将理性与非理性综合统一起来使二者达到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辩证统一状态使其成为人性发展、人性解放的内在张力。
它蕴含着西方哲人从数世纪思想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所得出的一大真理--quot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
quot17quot五四quot运动爆发前一个月陈独秀就从青年学生乃至未受教育的群众那不可扼止的爱国主义热情中发现了这一危机在《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一文中他指出quot爱国大部分是感性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然不合乎理性quot这种导源于quot感性quot的quot爱国quot只能是quot害人的别名quot为此他呼吁学生们坚持理性的怀疑主义而不要让盲目的爱国激情冲昏了头脑。
甚至quot五四quot学生一代知识分子也对此深有感触quot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起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
quot18胡适则为理想中的新文学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必要条件即一方面强调情感是文学的灵魂quot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quot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还必须具有高深的思想这种思想绝不是自古皆然的quot道quot不是依违于quot圣贤quot之间傍人篱壁、拾人涕唾的陈腐观念而是机杼独出的见地、识力、理想和个人独特的发现等等。
19显见我们过去只是注意到了胡适文章在形式革命上的首倡之功而忽视了它所隐含的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重新厘定与双重性的追求。
其实早在龚自珍那里即表现出以情-理-意为启蒙思想框架的文化取向。
他率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这样两个观念即自我与创造。
在他看来自我的核心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创造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须由意志来推动。
而且他认为人的主观精神是万能的创造力量它并不需要按照外在法则行动相反是它创造了对象与法则。
那么龚所谓quot自我quot依靠什么才足以不受拘束地创造历史呢--他提出的是quot心力quot这一概念即用quot心力quot来表达意志和情感的力量以及行为的驱动力与持久力。
依靠quot心力quot人就可以成就一切。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是在对quot心力quot--自由意志的高度推崇下龚在中国近代率先恢复起道德自律的尊严。
20他还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自律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即道德自律一方面指人出于意志自愿做到不为利欲所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另 一方面毕竟要以一定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为必要条件即人的自然的、正当的欲望。
因为只有满足了这种私欲真正的道德自律才可能出现。
在这里龚的自由意志论与西方康德等思想家的自由意志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康德的道德自律强调非功利性认为道德行为若服从于功利的目的就变成意志的quot他律quot而龚既主张道德自律、意志自由又重视欲望等非理性的满足与功利的原则。
而当梁启超提出quot民族意力quot这一命题时就显得对前者更为重视。
过去我们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了近代启蒙思想家在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自由诸对关系上表现出的矛盾与悖论却忘记了正是在对这样一种矛盾的整合努力中体现出quot中国化quot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
可以说近现代时期情感-理性-自由意志三个互相交织彼此渗透的层面组成了一个独特的逻辑框架启蒙价值与启蒙思想就是在这一中心框架之中展开的。
无论说它是感性的启蒙或政治的启蒙或是理性的启蒙等等都不是全面的和恰当的它体现着自己的独特的启蒙思想体系。
尤需注意的是这里对情感与理性统一的追求与古典主义在情理问题上以quot和谐quot为标志的审美境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的和谐表现为以外在的道德理性来要求情感同时又以被动的情感要求人的理性符合自身追求的是二者之间低层次的平衡状态而前者的本质特点在于对情感与理性相互激荡彼此促进之动态平衡关系的追求二者之间不是相互压抑的关系。
象梁实秋等人借鉴白璧德的quot新人文主义quot主张quot文学的纪律quot和理性主义提倡quot和谐美quot。
白璧德依据人性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提出自己所谓quot自然的quot、quot超自然的quot和quot人文的quot三种生活方式的观点并贬前二者而推重后者。
梁实秋说quot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
quot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基于此他认为文学家应该quot沉静地观察人生quotquot不是观察人生的部分而是观察人生的全体quot文学表现的是quot普遍的quotquot常态的quot人性其表现的态度应该是quot冷静的quot、quot清晰的quot、quot有纪律的quot等原则。
但他所谓quot普遍的永恒的人性quot又是指文学不是表现时代精神也不应该去过度表现人的本能和情感文学应该去描写和表现的对象--quot普遍永恒的人性quot--还需加一限定词即quot健康quot二字。
由于梁实秋既排斥quot本能quot又拒绝quot情感quot因而其理论在本质上只能表现为quot新古典主义quot与现代启蒙主义及现代理性主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而同被划归京派的沈从文则与此不同他在谈到经典性作品应有怎样的原则时说quot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quot21可见他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对情感的仲裁。
如果说沈从文强调的是理性在意志产生中的关键性作用那么蔡元培更为强调情感-审美在意志中的作用。
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quot人有意志、情感、知识三者斯三者并重而后可。
quotquot人之意志分为二一方面情感一方面知识。
有情感有知识于是可讲求因果。
但人有因境遇之关系不能求因果之实在者。
quot这就往往使失望者quot抱厌世主义quot甚至quot演成自杀者quot。
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只看到可用因果关系来分析的现实社会而不关心难用因果关系来分析的理想和抱负quot单重知识不及情感之故quot。
而美学正可以用来填补人在这方面的心理缺陷。
quot无论何时何地或何种学科苟吾人具情感皆可生美感。
如见动物之一鸟一兽植物之一草一木以情感的观察无一不觉有美感也。
quot22在他看来人通过审美可领悟到quot本体世界之现象quot而在心理上quot提醒其觉悟quot从而树立起崇高的观念即quot为将来牺牲现在quot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quot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quot。
23沈从文与蔡元培所论尽管分属意志中的不同侧面但分明又并不只取一端而强调三者之quot并重quot他们所担心的正是如果只重情感或理性中的一方将会造成意志的quot偏狭quot。
换言之他们极为重视理性与非理性两个方面的互动对于形成健全的意志的必要作用而且尤其强调只有将二者合理、完美地联系起来才能实现这一quot提升quot的过程。
也许这样说尚只是从其总体的精神意向上做出的论断具体说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启蒙家那里围绕着自由意志这一中心问题在理性与情感问题上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只要我们不远离启蒙主义的范畴仔细体会这诸多的不同侧重点将会发现其相异相左之处并未从根本上抵消上述启蒙精神的逻辑同一性趋向甚至可以说各种思想探讨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矛盾的张力而运动着作为quot历史的合力quot推动着20世纪初叶中国启蒙主义的步步深入。
三 由于理性与非理性的交互作用中国化启蒙思想中心框架中的每一个方面--情感、理性、自由意志都不是象西方不同哲学流派那样作为一元论的quot本体quot而存在的也不具备quot绝对精神quot的意义。
郁达夫说quot艺术的冲动quot即quot创造欲quotquot就是我们人类进化的原动力quot24成仿吾把quot内心的自然的要求quot作为艺术活动的原动力认为这是一个quot根本的原理quot。
25这里的quot原动力quot其实都是经过情理激荡后而形成的quot自由意志quot它是被塑造的和被提升的。
由此也就引出哲学意义上的另一个问题情、理、意构成了强有力的启蒙动力系统而情、理、意都属人的意识层面即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自身有没有来自物质世界的quot原动力quot呢如果有的话它自身的原动力又在哪里呢 如上所述试图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进行理性与非理性的裁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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