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经济制度看，在所有制方面，这个时期是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共同纲领》为经济政策的依据，对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实行了没收充公制度，并借此建立起来了初步的公有制体系。在经济体制方面，50年代初期，政务院发布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基本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统一收入。伴随着财经工作统一的步伐，就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在企业制度方面，国营工业企业的生产基本被纳入计划范围，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计划管理。由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实施，大部分私营工业的生产被间接纳入了计划轨道，纳入了计划轨道的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0年为29％，1951年达43％，1952年则上升到56％。这样看来，国营企业作为国家计划的执行者，已成为计划部门的附属物，而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的实施也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这种环境要求对国营企业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而对于私营企业则采取放任态度。 
（3）从示范效应看，这时可以借鉴的会计核算制度一方面是根据地时期的会计核算经验，另一方面是苏联的会计经验，但是限于中国当时在经济制度方面与苏联的差异，大规模地向苏联学习是不可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制裁和封锁，这种敌对情绪也根本限制了中国向英、美等国家的会计核算制度学习。